《花恋溪》是邓江龙致立于文学的坚守与地域书写的一部长篇爱情小说，他选择将个人情感、地域文化与历史人文相融合的写作路子十分可贵。这种深情的文学守望和有目的的写作动机，不仅具有文学价值，还会发挥较大的社会价值。本文从以下多个方面对这部小说所折射的创作理念及其社会文化价值予以简评。

第一，崇敬山水，发掘人文。

邓江龙在小说《后记》中反复表达对花溪山水的深情：“花溪河洗涤了我的心灵，花溪的美景让我流连忘返。”这种情感并非泛泛的赞美，而是建立在长期生活体验基础上的深度认同。他将花溪视为“灵魂的归宿”，这种定位已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居住地，升华为精神家园。

在崇敬山水的同时，作者更注重发掘其中的人文内涵。他列举了青岩古镇、镇山村等地的历史底蕴，提及赵以炯、周渔璜等地方名人，以及金庸、茅盾等文化大家与花溪的渊源。这种将自然景观与人文记忆相结合的做法，使花溪不再是单纯的风景，而是承载着文化记忆的活态空间。花溪确实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从明代屯堡文化到近代文人旅居遗迹，构成了多层次的文化景观。邓江龙的小说正是试图激活这些沉睡的记忆，让山水因人文而更加丰盈。

第二、尊重历史，致敬名人。

《花恋溪》中将巴金与萧珊的爱情故事作为本书的重要灵感来源。作者对历史细节的珍视令人动容——从巴金将萧珊骨灰放在枕边三十三年的执着，到萧珊手术前不舍的叮嘱，这些真实的历史片段成为文学创作的情感基石。

这种尊重历史的态度还体现在对地方历史事件的关注上，如太平天国石达开六次攻打青岩、高坡红军战士牺牲后被群众秘密安葬、戴安澜将军墓等历史记忆。这些事件在花溪地方史中均有记载，作者将其纳入文学视野，不仅丰富了创作素材，更体现了对地方历史的责任感。特别是红军战士的故事，反映了花溪人民在历史关键时刻的善良与勇气，这种民间记忆的保存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对名人的致敬不仅限于巴金，还包括周恩来与邓颖超、徐悲鸿与廖静文的爱情故事在花溪的印记。作者通过追溯这些文化名人与花溪的关联，构建起一个“文化花溪”的形象网络，使地方空间因名人的精神足迹而获得文化加持。

第三、讴歌爱情，重塑人伦。

爱情是这部小说的核心主题之一。作者从巴金与萧珊“感天动地”的爱情中获得灵感，将其转化为文学创作的动力。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爱情的书写超越了个人情感范畴，具有重塑人伦价值的意图。

在浮躁的现代社会中，爱情往往被简化为消费或欲望关系，而巴金与萧珊的故事则展示了爱情中的坚守、责任与超越生死的精神连接。作者特意强调：“他们是现实存在的，不是某个作家杜撰的，好让你知道真正的爱情只有书上才有。”这句话看似矛盾——既然真实存在，为何又说“只有书上才有”?实际上，作者意在指出：这种深度的爱情在现实中确实存在，但往往被忽视，被社会洪流所淹没，需要通过文学书写使其重新进入公众视野。

作者在小说中反复讲述“三生三世”爱情故事，并作出誓言式表达：“花恋溪是海誓山盟衷心不变，我爱你是海枯石烂山崩地裂。”虽然充满文学夸张，但正是这种对永恒爱情的坚信，构成了对当下快餐式情感关系的反思。作者将自己的情感体验与历史中的爱情典范相连接，试图在文学中重建一种深沉、持久的情感伦理，拯救现实社会的爱情沦落。

第四、聚焦地域，转换资源。

邓江龙的小说创作具有鲜明的地域自觉。他明确表示：“我要像沈从文先生写湘西、写凤凰那样写花溪。”这种类比揭示了其文学抱负——希望通过对一个地方的深入书写，使其获得文化标识意义。

从资源转换的角度看，作者实际上在进行一种“文化资源化”的工作。他将花溪的自然景观(十里河滩、天河潭、高坡云顶等)、历史遗迹(青岩古镇、镇山村等)、名人足迹(巴金、周恩来等)、民间故事(红军传说、石达开攻打青岩等)、民族文化(苗族、布依族等风情民俗)等多重资源整合进文学叙事中，使其成为可传播、可体验的文化产品。

花溪作为贵阳的旅游文化区，确实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但如何将这些资源转化为有吸引力的文化叙事，一直是地方文旅发展的困境和挑战。邓江龙的小说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回答：通过深度的文学书写，赋予地方以故事和灵魂，使游客不再是表面的观光，而是进入一个充满情感与记忆的意义空间。

作者还明确表达了通过写作助力地方发展的意愿：“我希望，这本书不仅能宣传花溪，还能为伟大的祖国、美丽的贵州带来文化旅游宣传，助力发展。”这种将文学创作与社会责任相结合的自觉，值得充分肯定。

第五、形象叙事，助力文旅。

《花恋溪》这部小说有许多“神幻故事”，作者在《后记》中透露，总有“穿着白色衣裙”、“红色衣服”的女子形象在创作过程中浮现。这些“神幻故事”引人入迷，如小说中孟子溪与赵小花惊心动魄的“生死恋”，正是这场“生死恋”讲述了花溪“爱河”的来历，串起各地旅游景观。这种形象化的叙事方式，正是文学助力文旅的关键所在。

文旅发展的核心之一是将静态的资源转化为动态的、可体验的叙事。单纯的景点介绍难以激发深层的情感共鸣，而文学创作能够通过人物、故事、意象的创造，构建起一个引人入胜的想象世界。当读者被这些形象和故事吸引后，会对产生这些故事的地方发生探访的欲望。

引人关注的地域往往具有其标志性的文学形象，如湘西有沈从文笔下的翠翠，绍兴有鲁迅笔下的鲁镇，高密有莫言笔下的东北乡。这些文学形象成为地方的文化符号，吸引人们前往寻访。邓江龙试图为花溪创造类似的文学形象体系——“花恋溪”本身就是一个充满诗意的意象组合，小说通过孟子溪与赵小花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将花、爱情、溪流融为一体，形成易于传播和记忆的“花溪”形象。据说，他的其他作品也将围绕花溪展开，形成系列化的文学叙事，这就有可能构建起一个较为完整的“文学花溪”形象系统，对地方文旅会产生持续的推动作用。

第六、文学坚守，馈赠地方。

《花恋溪》展现了一个写作者在浮躁时代中的精神坚守。邓江龙经历了从文学到创业再回归文学的心路历程，最终在花溪的山水中找回创作的初心。这种回归不是逃避，而是更深度的投入——他不仅要写爱情故事，更要写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与灵魂。

花溪确实需要这样的文学书写者。作为一个拥有600年历史的青岩古镇、拥有丰富民族文化和众多名人足迹的地方，花溪的文化潜力尚未完全释放。邓江龙的创作实践提供了一种可能：通过持续的、深情的文学叙事，让地方的历史记忆重新鲜活，让自然景观获得文化深度，让旅游体验升华为情感共鸣。

当然，文学创作与文旅发展的结合也需要警惕过度商业化对文学本真的侵蚀。作者在《后记》中反复强调“哪怕没人看”也要坚持创作的决心，这种对文学自身价值的坚守，正是避免写作沦为单纯宣传工具的关键。只有真正打动人心的作品，才能最终实现文化传播与地方发展的双重目的。

《花恋溪》是一个开始，它宣告了一个写作者对一片土地的深情承诺。如果这种承诺能够转化为持续而优质的文学创作，那么花溪或许真的能如作者所愿，成为文学地图上的又一个闪光点，而读者也将通过这些作品，遇见一个更加丰富、深邃、迷人的花溪。

(作者：喻子涵  贵州省作家协会第六届副主席   贵州民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