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风物，素来藏着雅致的情志。“琴棋书画诗酒花茶”，这八般雅事，恰似八扇窗，推开的便是中国人独有的精神天地。若说琴是月下清风，棋是枰上乾坤，诗是案头山水，那画，便是把天地万物、四时风光，都凝在了一纸素笺、一方绢帛之上。于笔墨流转间，见山水风骨，见人间烟火，见岁月绵长。

中国画的形成与发展，是一部根植于华夏大地、与民族文化同频共振的艺术史诗，它从原始先民的朴素描摹起步，历经数千年岁月淘洗，逐渐沉淀出独特的笔墨语言与精神内核。

原始社会是中国画的萌芽时期。彼时，先民们尚未形成成熟的艺术观念，却在岩壁、陶器上留下了最早的“画痕”——岩画中狩猎、祭祀的场景，彩陶上鱼纹、蛙纹、漩涡纹的图案，线条稚拙、造型简洁，却精准捕捉了物象的特征与生活的本真。这些作品并非单纯的审美创作，而是与原始宗教、生产生活紧密相连，是先民们记录经验、表达信仰的工具，为中国画的发展埋下了最初的种子。

先秦至两汉，中国画逐步脱离实用功能，走向独立的艺术形态。先秦的帛画已初见端倪，如《人物龙凤图》《人物御龙图》，以墨线勾勒人物轮廓，线条流畅婉转，构图简洁庄重，彰显出“气韵生动”的雏形。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则将绘画与雕刻结合，题材涵盖历史故事、神仙祥瑞、现实生活，画面饱满、气势雄浑，不仅反映了汉代的社会风貌，更奠定了中国画“以线造型”的核心技法。与此同时，毛笔、宣纸的雏形相继出现，为绘画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画的觉醒时期。这一时期，玄学盛行，文人雅士开始追求精神的自由与超脱，绘画不再仅仅是“存鉴戒、助教化”的工具，更成为抒发个人情志的载体。顾恺之提出“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的理论，强调绘画要表现人物的精神气质，而非徒具外形。他的《洛神赋图》，以连绵不断的“高古游丝描”勾勒人物与山水，意境空灵悠远，将文学作品的神韵转化为视觉艺术。与此同时，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六法论”，以“气韵生动”为核心，涵盖骨法用笔、应物象形等准则，构建了中国画的理论体系，影响后世千年。

隋唐时期，中国画迎来了第一个鼎盛阶段。国家统一、经济繁荣，为艺术发展提供了肥沃土壤。人物画达到巅峰，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笔法刚劲、设色浓重，精准刻画了帝王的威仪与性格；吴道子被誉为“画圣”，他开创的“吴带当风”笔法，线条遒劲奔放，所画人物衣袂飘飘，如遇清风，极具动感。山水画则从人物画的背景中独立出来，展子虔的《游春图》，是现存最早的山水画作品，画面青绿设色、意境悠远，标志着山水画走向成熟。此外，花鸟画也逐渐兴起，题材多为珍禽异兽、奇花异草，彰显出大唐的盛世气象。

五代两宋，中国画的写实精神达到极致，同时文人画开始萌芽。五代时期，荆浩、关仝、董源、巨然四位画家，分别以北方山水的雄浑与南方山水的秀润为题材，奠定了山水画的两大流派。荆浩的《匡庐图》，笔墨厚重、气势磅礴；董源的《潇湘图》，披麻皴与点苔结合，尽显江南山水的温润朦胧。宋代帝王重视绘画，设立翰林图画院，催生了一批技艺精湛的院体画家。郭熙的《早春图》，构图深远、笔墨细腻，提出“三远法”（高远、深远、平远），成为山水画的构图准则；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以长卷形式描绘汴京的市井生活，人物、建筑、舟车栩栩如生，堪称宋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北宋19岁天才画家王希孟创作的绢本设色山水画，《千里江山图》，以独树一帜的青绿设色技法、宏大壮阔的全景式构图，奠定了其在中国美术史上不可撼动的经典地位，与《清明上河图》并称北宋画坛的“双璧”。与此同时，苏轼、文同等文人画家，主张“诗画一律”，强调绘画要表达个人意趣，不拘泥于形似，为元明清文人画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元代是文人画的崛起时期。蒙古统治者的高压政策，让大批文人遁入山林，寄情于笔墨。他们摒弃了宋代院体画的写实风格，追求“逸笔草草，不求形似”的境界，以山水、梅兰竹菊为题材，抒发清高孤傲的情怀。赵孟頫提出“书画同源”，将书法的笔法融入绘画，强调线条的韵味；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以披麻皴绘富春山的秋景，笔墨简淡、意境空灵，被誉为“画中之兰亭”；倪瓒的山水，画面极简，疏林远岫、浅水遥岑，留白处尽是诗意，彰显出文人的超脱与淡泊。

明清两代，中国画流派纷呈，风格多样。明代前期，浙派画家戴进、吴伟，继承南宋院体画的传统，笔墨豪放、气势雄浑；中期，吴门画派崛起，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四位画家，以江南山水为题材，画风清新雅致，兼具文人的意趣与工匠的技法。明末清初，董其昌提出“南北宗论”，推崇南宗文人画的平淡天真，贬低北宗院体画的精工细作，影响了后世的绘画审美。清代，“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致力于摹古，追求笔墨的韵味；而“四僧”（八大山人、石涛、髡残、弘仁）则强调“笔墨当随时代”，以夸张的造型、奔放的笔墨抒发亡国之痛与个人情怀，八大山人的鱼鸟，白眼向天，孤傲冷峻；石涛的《搜尽奇峰打草稿》，笔墨纵横，充满创新精神。晚清时期，海上画派兴起，任伯年、吴昌硕等画家，融合传统笔墨与西方绘画技法，题材贴近生活，开启了中国画的现代转型。

近现代以来，中国画在传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吸收西方绘画的营养，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徐悲鸿将西方的写实技法融入中国画，主张“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齐白石以“衰年变法”打破传统束缚，笔下的虾、蟹、花鸟，笔墨简练、形神兼备，充满生活情趣；黄宾虹则深入研究传统笔墨，晚年的作品，墨色厚重、意境深邃，达到了“浑厚华滋”的境界。如今，中国画依然在不断创新，艺术家们以传统笔墨为根基，结合时代精神，描绘着新时代的山河风貌与人间烟火，让这门古老的艺术焕发出新的生机。

中国画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不断传承、不断创新的过程。它不仅是笔墨的艺术，更是文化的载体，承载着中国人对天地自然的敬畏，对精神家园的追求，历经千年而不衰，始终闪耀着璀璨的光芒。

我的家乡原阳，与“画”的渊源深厚悠长。这份缘分，上溯千年，可至北宋天才画家王希孟与他的传世神作《千里江山图》。经本文作者深入查阅文献史料考证：《千里江山图》作者王希孟为北宋河北武原（今河南原阳）人。1950年原武、阳武二县合并为如今的原阳县，北宋时期，“武原”是原武县下辖核心区域，属河北西路辖制，这一建制沿革与王希孟籍贯史料记载完全吻合。故宫博物院官网、中国数字科技馆等权威平台，以及清代善本《北宋名画臻录》等史料，均佐证了“原阳说”的真实性。这位生于宋哲宗绍圣三年的少年天才，10岁便被召入宫中画学研习，18岁时以一幅近12米的绢本青绿山水长卷《千里江山图》惊艳世人。这幅作品以恢弘的全景式构图、浓艳典雅的矿物颜料敷染技法，成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更是青绿山水画的巅峰之作，与《清明上河图》并称北宋画坛“双璧”。它不仅是艺术史上的里程碑，更承载着古人对山河社稷的热爱与家国情怀，为后世留下了难以逾越的艺术典范。

千年以来，王希孟笔下的丹青意韵在原阳大地赓续传承。

南朝齐毛惠远、毛惠秀兄弟为阳武籍绘画世家，与毛稜并称“一门三画家”，毛惠远精人马人物、画马与杨子华齐名，画风遒劲韵雅，推动六朝人物画走向审美自觉；毛惠秀擅道释故实，奉敕绘《汉武北伐图》，载入《历代名画记》。近现代更走出延安版画先驱夏风，他原名夏石蒲，原阳人，为鲁艺核心美术家、鲁迅美术学院创建人之一，抗战时期以《瞄准》《货郎担》等作品服务革命宣传，获朱德授奖，作品被中国美术馆、大英博物馆收藏，书写原阳美术的红色篇章。当代原阳美术人才梯队坚实，现有国家级美协会员、省级会员60余人、市级会员众多，创作门类齐全、成果丰硕。位于原阳新老城区结合部的玄武公园内建成原阳县美术馆，常态化举办各类书画展览，免费向群众开放，让高雅艺术走近市民，提升全民审美素养，实现以文化人、以美润城。黄河之畔的韩董庄镇草坡村，更孕育出农民国画传奇，村民放下锄头拿起画笔，融传统笔墨与乡土气息，先后获评“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河南省特色文化基地”，形成创作、展示、销售一体的文化产业，带动群众增收。

如今，纵使生活被喧嚣与浮躁填满，原阳人依然能在一方素笺、一池浓墨里，寻得内心的从容与雅致。因为“画”在原阳，早已不止于纸上的风景，更融入了原阳人的家国情怀。从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到草坡村的农民国画、从古代名家到革命美术先驱，从专业队伍到乡土画家，这份跨越千年的丹青情缘，正在原阳大地上，描绘着乡村文化振兴的宏伟蓝图。

作者，书香伊人，本名郝娟，河南原阳人，河南诗词学会会员，新乡作家协会会员。（编辑：曹道伟 责编：韩同瑞）